统治阶级特别是皇帝的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他们所顾忌的只是民反，且认识到这点的并不多。因此，超经济的方式比经济的方式积累快（这种快将在分析秦、隋等朝时领略到）。这既是封建社会的一大固疾，也是人们批判封建社会的焦点。当然，后果是崩溃得也快。
统治阶层是否进行超经济积累可从其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和从社会索取的价值来衡量。统治阶层的存在本应是使社会得到管理，使资源配置和使用更有效，从而使社会总产出比没有统治（管理）阶层时更多。但若统治（管理）阶层的存在向社会索取的价值大于它的存在使社会增加的产出，那么它的存在是无效的，对社会来说是亏损的。长此以往，就会使被统治者成为贫者，且贫者愈贫。
上述两种形式的人之道在10个王朝中都存在，并是最终使其衰败而崩溃的经济原因。但在各朝中起主要作用的人之道形式有所不同。总的来说，秦、隋、西晋主要是因极端超经济的损不足而奉有余而导致速亡的（西晋有些特殊）；被称为中国封建史上的三大盛世——西汉、唐、清，则主要是经济的人之道导致衰败灭亡的（三朝分别从汉武帝、唐玄宗、乾隆统治末期开始衰败）；东汉、宋、元、明主要也是经济的人之道导致衰败的，但在开朝时（平均）土地的政策和之后的抑兼并措施不如三个盛世做得坚决，故未能出现大的盛世。
第二节 极端的超经济人之道与秦、隋的速亡
如果以经济的形式损不足而奉有余，即以一年一收获的速度积累土地是很缓慢的，短期内是不会出现因土地高度集中而出现经济社会危机的，特别是在开朝时基本实行平均土地时更是如此。
秦朝虽未实行均田政策，但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的战争有利于土地分散，其承认土地私有制及统一全国度量衡等宏观政策也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发展。
西晋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公布实行了与均田制类似的占田制，明确规定了王公贵族和一般农户的土地限额，为鼓励农户垦辟荒地，扩大耕地面积，限制王公贵族、官吏权势的占田及防止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又加上赋税减轻和平均，即无极端的超经济积累，使晋初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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