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土地兼并、赋税及衰落--《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

传播中国文化，而不像西方殖民者那样到国外掠夺利润，以缓解国内因利润不足而导致的危机（或称危机转嫁）。清朝的禁海禁矿则更进一步地把中国竞争力埋没，导致近于亡国亡种。可以说，中国在避免商业危机和发展生产力之间的抉择其代价是高昂的（后文讨论资本主义侵略性时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三、唐朝的土地兼并、赋税及衰落

　　以上讨论了经济的两种兼并现象，即地主的和商人的。此外还有另一种，即高利贷（其不合理性见第二章对利率的分析）。这三者往往结合在一起，既相互勾结，又相互转化，共同盘剥农民，使农业生产逐渐萎缩，造成封建经济出现循环性的危机（马伯煌，P₅₀₅，引自陆兴龙执笔的章节）。在唐朝，这三者都会存在，但应以地主的兼并为甚。
　　当然，不管哪个朝代，最终兼并土地最厉害的都不会是上述三者经济形式的兼并，而是非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土地兼并。在唐朝也不例外，除“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外，许多官僚公然凭借政治特权，用“借荒”、“置牧”、“包佃”的名义占夺土地。
　　到开元中（安史之乱前），均田制已名存实亡。“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①。其中豪强地主对土地兼并的加剧是导致唐中后期均田制面目全非、阶级矛盾激化的根本症结所在（马伯煌，P_209～210）。
　　豪富兼并导致贫人失业，大量外出逃亡。对此，唐玄宗曾于开元九年（721年）至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大力开展检田括户，查出逃亡之农户80多万户，田80多万亩（兰丕炜，P₉₃）；并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明确规定普通百姓的口分田、永业田都不许买卖典贴；天宝十一年（752年）又下诏口分田、永业田不得买卖，并限制“借荒”、“置牧”、“包佃”等兼并行为（马伯煌，P₂₁₀）。但唐玄宗所采取的政策无论是在措施上还是在力度上都不如汉武帝，连间接的损有余而补不足都没有，其收效也不大，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仍旧变着法儿兼并。特别是在天宝十四年（755）发生安史之乱后，“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均田制已完全被破坏，同时发展起来的是田庄。唐后期的田庄有归皇帝私有的皇庄，国家所有的官庄，官僚地主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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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作璋，P_319～320，本句转引自《旧唐书》卷118——《杨炎传》；“籍外占田”句转引自《新唐书》卷51——《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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