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税收与中国王朝兴衰循环--《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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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庄和寺院所有的田庄等（安作璋，P₃₂₀）。

　　与土地不断被兼并集中的同时，赋税的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作用也就更明显了。因如前述，唐的租庸制规定，贵族官僚享有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特权，大地主占有的田地也十分才税二三。而唐玄宗时的官僚人数比贞观时增加了近30倍。再加上唐玄宗后期与边境少数民族多战事，其后又有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被军阀割据所取代。肃宗至宪宗65年间，少数民族入侵25次，其中1次占领京师长安；内战40多起，其中节度史以上官员叛变21起，两度占京师。人口也由天宝十三年（754年）的5288万锐减为元和十五年（820年）的1576万（兰丕炜，P_195～196）。
　　上述状况意味着因官僚增多和战争使税赋不断上升，而土地又不断被兼并集中在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贵族官僚及少纳租的大地主手中。这就使土地不断减少的小农的税赋双重上升^①，使农民失去土地，被迫逃亡。而政府还要实行“摊逃”，把逃户的赋税分摊到未逃的农户身上，结果促使更多的农民逃亡。据《旧唐书》卷171——《李渤传》记载，渭南县长源乡400户仅剩100户，阌乡县（今河南灵宝）3000户只剩1000户。人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只有起来反抗。“所在群盗，半是逃户”，破产农民成为起义军的基本群众②。
　　唐灭亡后，均田制除在农民起义中出现外，在中国封建史中也就没有在全国再实行过，因它（如重新分配土地）毕竟与私有制是相冲突的^③（土地革命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的土地再分配已不属封建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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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问题汉代学者就有认识。《汉纪》卷八记载东汉荀悦首次揭示了封建土地弊端的两大表现，即伴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广大农民所受的地租剥削也相对繁重。封建土地私有制在这里直接导致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钟祥财，P₄₃）。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论述汉帝国衰落时，曾对中国历史上王朝兴亡的循环现象用三种原因解释：
　　其一是政治权力交接。即开朝者是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几代之后就腐败昏弱了。
　　其二是比王朝循环更根本的经济管理的循环。即开朝安宁繁荣后，各种压力使皇帝们将人力、物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和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导致开朝百年后开始面临财政困难。而提高的赋税压在自耕农身上，使自耕农被迫出卖土地沦为佃农；地主因各种原因所纳之税微不足道，故地主占地愈多，政府岁入愈下降，日趋减少的自耕农的税赋愈增加。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
　　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② 唐摊逃及反抗情况参自安作璋，P₃₂₅；“半是逃户”句转引自《全唐书》卷804——刘允章《直谏书》。
③ 钟祥财，P₂₁₁，参自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P₅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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