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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①具体表现就是“在15世纪早期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中,明朝的航海业以其杰出的技术和惊人的范围,明确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海业的领先地位”,但出使西洋时,“中国人显然从来没有进行掠夺或杀人,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入侵印度洋的其他欧洲人不同”②。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更确切的是一种文化出使。在经济上,包括中国周边诸国,“中国人赐予它们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奉献的”(斯塔夫里阿诺斯,P76),即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在经济上是亏本的。
这种文化和下面谈的治国理念使中国“不是创造一个基于海外扩张和商业的更光明的未来”,而是禁海,甚至打击各种类型的商业。 (二) 治国理念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国泰民安,但从未意识到应该从国外掠夺利润来缓解本国经济危机与动乱问题③,而是想方设法从内部着手治理,且其政略基本上是对的,主要措施有三:其一是教导知足常乐;其二是两千年的抑土地兼并;其三是两千年的重本抑末。知足常乐应是源自道家思想,是解决生产力与人民物质文化需求这一矛盾的灵丹妙药,更是解决当代环境资源(有限)与人们物质欲望(无限)矛盾的灵丹妙药。抑土地兼并如前章所述是失败的,并成为各朝兴衰的经济因素。而重本抑末是成功的,从而使商业周期在汉武帝后的两千多年封建史中未再兴风作浪。 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知足常乐和重本抑末思想政策的成功却给中国带来悲剧,导致百年耻辱。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中国)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但“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可咒诅的东西,而非幸事”(斯塔夫里阿诺斯,P74、P75)。因为知足常乐和重本抑末的思想政策抑制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望,也就抑制了人们寻找、创造这些物质财富的 --------------------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P14。利玛窦语转引自《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日记,1583~1610年》,纽约,1953,P55。 ② (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斯塔夫里阿诺斯,P14,利玛窦语转引自《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日记,1583~1610年》,纽约,1953,P55。 ③ 相反,所担忧的恰是外族的入侵与掠夺,这点万里长城可作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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