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印度征收的田赋和非正常贸易--《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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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5年，东印度公司获得征收田赋的权利。1764/1765年度田赋收入还只有82万英镑，一年后增至147万英镑；1792/1793年度达到300万英镑，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总收入2/3来自田赋（宋则行，P₁₄₀）；1800/1801年度是420万英镑；1857/1858年度增至1530万英镑（金波，P₆₀）。此时，对印度农民的“盘剥”所得占东印度公司总收入的3/5（管敬绪，P₅₁₉）。
　　斯塔夫里阿诺斯（P₄₄₅）的资料略有不同：1793年引入固定赋额法，由新式地主（地税包收者）负责收税，每年收300万英镑多一点的地租，其中10/11交给英国当局，留下1/11归自己。新地主越收越多，至二战时每年收集的地租在1200万～2000万英镑之间，而他们交纳给国家的依旧是原先的300万英镑。
　　但不管是谁收了这些田赋，反正农民的负担是越来越重了，“许多印度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者绝望地陷于负债的境地”（斯塔夫里阿诺斯，P₄₄₆）。

　　（2）非正常贸易

　　如前述，英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就是保证绝对的出超以获得巨额国外利润，对殖民地更甚。在英国于1813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①，允许英国商人对印度自由贸易后，大批英国资本家直接来印度进行贸易活动，贸易“盘剥”更为严重了。
　　为保证有利于英国从印度输入原料、向印度输出制成品，并限制印度制成品的输入，英国制定了相关的不平等税率。如棉织品、丝织品和毛织品，由英国输入印度的税率分别是3.5%、3.5%、2%，而由印度输入英国的税率分别是10%、20%、30%。结果在1814～1844年30年间，出口印度的英国棉布从不足100万码上升至5100万码以上，而输入英国的印度棉织品的件数却从125万件下降到6.3万件。相反，印度输往英国的原料则迅速增长。1849～1858年9年间，羊毛增长近6倍，黄麻增长4.4倍。在饥饿中挣扎的印度向英国提供的粮食也增长3.4倍（宋则行，P₁₄₂；金波，P₅₉），使印度农民几乎难以生存^②，更无法抵御灾荒。如印度1876年的灾荒使500万印度人饿死（斯塔夫里阿诺斯，P₈₉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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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833年，公司的全部贸易业务被取消，成为纯粹是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军事、行政机构。
② 俄国和印度“生产的谷物按劳动耗费计算的生产费用虽然比较高，但它们仍然能比欧洲各国低廉的价格出售，原因是那里的农民受到各种形式的压迫（如必须交纳的不断升高的田赋）。他们被迫以极低的价格有时甚至在不能保证最低限度生活资料的情况下出售谷物”。宋则行，P₄₂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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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正常贸易

　　（2）非正常贸易